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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母所在的小区，这三方的制衡与协同比较到位，任何一方都不敢不负责任。每年底这三家就密密麻麻往业主信箱里塞各种年度报告，汇报这一年的房屋维修资金怎么花的，花到什么地方了。遇到麻烦之处，也把问题和盘托出，把球踢给业主，让他们自己裁决，而不敢有所僭越。比如有车的人嫌地面车位不够，要求新辟车位，没车的人和有环保意识的车主则反对再占用绿地、减少公共空间。像这种事，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就把问题列出清单，利弊都讲清楚，请业主自己表决。最后业主们提了建议，要求居委会出头联系上面相关部门，提出把小区侧门一条马路划成夜间免费停车地点的请求。这就是一个运转得比较有效的机制。
二
社区，本是一个泛指意义上的社会学术语，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从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的《社区与社会》（今译《共同体与社会》）中译出后开始被广泛使用。滕尼斯意义上的社区是在区域、利益、社会交往和文化方面具有某种共同点和一定认同感的“小共同体”，基于这样的共同点和认同感，能够产生某些“集体行动”。在今天，社区一词则被广泛使用于城市甚至农村社会治理之中，对应着特定的行政层级。类似XX社区、XX社区委员会、农村新型社区的字样比比皆是，给人们的理解带来不少困扰。
社区的行政化，在计划经济时期似乎并无不妥，甚至可说是相当匹配。在低流动性的年代，农村人口与公社制绑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锁定了生产队作为农民的基本认同单位和行动单位；城市人口则与单位制绑定，除了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普遍的工业化冲动造就的大大小小的工矿企业，也在城市中形成了错落有致的单元房。生产节奏与生活节奏无缝对接，工作场所与居住空间比邻而建。城乡、工农，到处一派同质化的景观。公社下发通知，工厂传达指示，挨家挨户敲门肯定是一个不少。这时的社区，本身就是单位的延伸，是一种不自觉的被行政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