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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之是国内最早的“鲁迅研究者”。鲁迅去世后，李在悼念文章中一再表达了自己对鲁迅的敬爱之情和未能再见一面的遗憾。⑤但其出版于鲁迅去世前夕的专著《鲁迅批判》一书，仍有着对鲁迅的尖锐的批评。
在李长之看来，“鲁迅不是思想家。因为他是没有深邃的哲学脑筋，他所盘桓于心目中的，并没有幽远的问题。他似乎没有那样的趣味，以及那样的能力。倘若以专门的学究气的思想论，他根底上，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常说不能确知道对不对，对于正路如何走，他也有些渺茫。他的思想是一偏的，他往往只迸发他当前所要攻击的一方面，所以没有建设。”对鲁迅的文学造诣，李长之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缺少一种组织的能力，这是他不能写长篇小说的第二个原故，因为长篇小说得有结构，同时也是他在思想上没有建立的原故，因为大的思想得有体系。系统的论文，是为他所难能的，方便的是杂感。”⑥
当然，总体上，李长之对鲁迅仍持肯定立场，赞誉他是“国民性的监督人，青年人的益友，新文化运动的保护者”。
闻一多：因为个性的关系，和鲁迅认识的人，十有八九都是他的仇人
1936年10月24日，为纪念5天前在上海去世的鲁迅，清华大学中国文学会在校内举行了追悼会。追悼会的筹办并不顺利，学生虽然积极，但大部分教授表现冷淡，很多人没有出席，甚至有以“唱昆曲”为由拒绝参加者。追悼会由中文系主任朱自清主持。闻一多也在会上发了言。
朱、闻二人虽然身在文坛，但都没有谈及鲁迅的文学成就。朱以“鲁迅先生近几年的著作看得不多，不便发表什么议论”为由，回避了这个问题；赞誉了鲁迅“救救孩子”的口号，说“他的一生中他始终帮忙青年人，所以在死后青年人也贴别地哀悼他”。闻一多的朋友梁实秋、徐志摩等大多与鲁迅存在恩怨，但闻与鲁迅素无往来，唯一一次相见也是在公务场合，彼此并无交流。闻虽然把鲁迅和韩愈相提并论，但却并非赞誉鲁迅的文学成就，而只是认为鲁迅与韩愈一样，都是“不劝人做好事，而是骂人叫人家不敢做坏事”。1925年3月，闻一多致函梁实秋，曾将其列入“非我辈接近之人物”，非常不愿意刊物前几期“参入此辈之大名”。追悼会上，闻也隐晦表达了自己对鲁迅的不以为然：
“鲁迅因为个性的关系，仇人很多，和他认识的人，除了那些喜爱他那种性情的人以外，十有八九都是他的仇人。”⑦